叶檀：让官员辞职来得更猛烈一些

叶檀

从证监会官员到税务局，许多官员相继离职。不要当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甚至引发到公务员人才荒上，这是政府变化导致的“轻官员”体制，往正确的方向走出了一步。

上一波公务员离职潮，诞生了冯仑等企业家，是中国市场经济兴盛期，这一次公务员离职潮，显示市场经济暗流涌动。

中国公务员首先需要的是敬业与忠诚，其次是才能。不完善的体制，由老油条式的寻租公务员队伍运作，恐怕是最糟糕的权力运作方式。

美、日第一流人才不在公务员队伍，没有阻挡人家体制高效。如果基础制度设计较为合理，加上中产收入阶层壮大，就是偏离又能偏离到哪儿去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的确需要精英治理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养着一大帮体制内人员，而是需要一套遴选制度，筛选出有实际才能、有底线思维的地方官员。同时在设计制度的时候，使各个不同利益群体充分博弈，制度才有长期生存的基因。

设计制度的时候，一大帮从没纳过税、从没从事过创业的人在那儿闭门造车，让刚出校门的人制订核心政策，徒增社会风险。更可怕的是，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踏入公务员序列，既不承担风险还惦记着收取高租金，平时的工作由一帮临时工顶着，这样的精英治理是社会之害。最好的办法是，把大部分人放养到市场中，拥有实战经验，成为智库人士，这才是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的办法。

官员离职背后原因很多，这些原因让人欣慰。

第一个原因，官员的租金少了。

据报道，中国大城市，税务部门正在迎来多年来最猛烈的一次。一方面是税务官员升迁难，当地税务局干部选拔的标准变化太快，一般税务官大多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太多希望。另一方面是经济难，这是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，“公费医疗没有了，养老金改成自缴费社保了，税务局收入减少了，特别是在大城市，这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”。

这难道不是好事吗?以前一个城市，最辉煌的大楼不是国税局就是地税局，以前考税务局公务员的岗位不是120：1，就是130：1，经过残酷的竞争或者调动极大的关系，才能进入税务部门序列。既然进入门槛如此高，通常来说工资、租金也得比较高，才抵得上此前花费的成本。一旦租金下降，部分人退出寻找更高的收入和租金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现在营改增，国税地税合并到一块，地税这一块冗员开始突显。营改增是征税成本最低的方式，在流转中征税，不像美国个人所得税用要看家庭情况、要抵扣，牵涉到公平不公平的大事。

证监会离职潮的原因大致相同。

第一波从1998年持续到2003年，从证监会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高管达到11位，5人担任总经理一职，第二波从2004年到2010年，官员离职以2004年、2005年和2007年最为密集。第三波从2010年至2014年，前往基金公司的官员达到15位。是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。2014年全年，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。

或者因为股市大涨，或者因为官员的收入远远比不上基金高管，官员加上隐性收入也赶不上市场人士，那些认为自己有一技之长、或者有猎头盯上的官员率先跳槽。

第二个原因，风险高了。

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，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。以往发行与并购重组名单就是博弈的重点，掮客对名单明码标价，手握发行、并购大权的专家、官员，以极低的制度风险获得潜收入。现在隐性收入或许还有，但风险却大大上升，甚至得不偿失。

证监会每周的新闻发布会，真刀真枪的公布案例，估计会让不少人心惊胆战。并且，证监会领导洗牌基本告一段落，新的官员有新的配套人员，在国内是非常正常的事。

很多人担心，政府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企业、机构，会导致监管力量下降，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政府内只要部分精英即可，其他是高效的执行者。考虑到政府拥有主要资源配置权，政府真想纳入部分精英并不难，何必招聘一大批人当精英供养着。